中国成立伊始，即以动员工人为主要目标。其第一个决议开篇明示：“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工人群体是其依靠的主要基础。然而，工人运动（以下简称工运）开始后，早期党员发现这一群体并非想象中完美无缺，嫖赌问题、帮会问题、短视问题时有所见，顿感工运工作之复杂。

  其实，对于中国早期工运实践中的复杂性，学界并非毫无关注。有学者在研究上海工人时，系统总结了中国动员的全过程，即“外围组织发动、党团领导、多方势力联合、对困难工人救济、邀请各方力量居中调解等”。而另有学者发现中国早期的工运实践格外的注意构建“共意”，即将工人的切身利益与中国的政治目标有效结合。无论是“过程机制”，还是“共意构建”，其实都在告诉读者：中国早期的工运并非一呼百应的简单动员过程。

  理论上最为先进的工人阶级，现实中也存在不足。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中国一开始即须解决一个两难问题：既要依靠工人，又要教育工人。如果认为工人不足以依靠，无异于取消革命；如果认为工人不需要教育，则无异于罔顾事实。本文旨在从相对复杂的实践层面探讨中国早期如何回应这个两难问题，着重关注中国回应这个两难问题时选择的道路、采取的策略以及呈现的特点。

  随着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五四精英对工人群体的态度由同情一变为膜拜。陈独秀声称“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李达更是认为工人“与神灵一样”，“是幸福的渊泉”。这种膜拜心理，被时人简化为一句口号——“劳工神圣”。流风所及，传统观念渐次瓦解。身处鄂东乡下的林育英（即张浩），见到城里念书的富家子弟竟然身负行李，仆仆于返乡途中，不免诧异，对方却面有得色地告诉他：“你还不知道么？劳工神圣！”家境贫寒、苦无出路的林育英自此也以做工为荣。

  五四时期，“劳工神圣”口号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可能远超今人想象。左翼色彩并不明显的《新潮》杂志，也在1919年初全文转载了蔡元培《劳工神圣》演讲词。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在其为数不多的文学栏目中，所描写的工人群体大多不是产业工人。譬如，俞平伯在《无名的哀诗》中悼念一位“像猫狗一般”死去的轿夫；杨振声的小说主人公是一位贫病交加的磨坊工人；而康白情的诗歌《先生和听差》，所同情的对象则是一位供学生使唤的佣人。凡此种种，说明知识阶层对于真正的工人群体，还是隔膜得很。

  无独有偶，中国着手工运时，也只能先从身边的服务业工人做起。建党前夕，包惠僧在武汉党团的内部会议上一再强调：“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家庭里，自己和佣人应该是平等相待。不借助别人而能做到的事，不用吩咐佣人。”后来借助樊二狗、项德隆这些工人出身的党员帮助，他才开始真正接触汉口的人力车夫与铁路工人。由于工厂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早期党员开始工运并非想象中那样容易。据时人回忆，《劳动者》的编辑们“每天晚上和清晨去一些工厂附近蹓跶，等候下班、接班或休息时从厂里出来的工人们”。由此细节可见早期党员接触工人之艰难。但真正进入工运场域后，现实又给了他们新的教训。

  1919年李大钊带人调查唐山煤矿，很快发现有些工人懒惰成性，“必以为少做点工，挪出工夫来可以去嫖去赌”。他痛心疾首地写道：

  他们有个恶习惯，常常把两星期的工，并在一星期来作。在这一星期中，无昼无夜，不停工作，不睡眠，不休息，不盥漱，不沐浴。把两星期的工作在一星期作完。其余一星期，就去胡吃狂饮，乱嫖大赌去了。因为他们太无知识，所以他们除嫖赌酒肉外，不知道有比较稍为高尚的娱乐方法，可以慰安他们的劳苦。

  李大钊在唐山的发现并非个案。高语罕在芜湖发现：“他们的生活，除了扛包，吃饭，睡觉之外，便是赌博，喝酒了。”包惠僧在武汉发现各个工厂的工人，“没有一个不吃烟，而又嗜酒，嗜赌，嗜嫖……种种地不良的习惯很多，而尤以运输工人为最甚”。

  因为厂里隔了一礼拜或两礼拜，就要发一次工钱的；所以他们耗费银钱也并不觉得什么困难。衣服咧，装饰咧，洋货绸缎、金器银器，打扮来和中上等人家一样。做男工的还有烟、酒、赌博……的种种耗费。女工专门求表上好看，男工专门求片时的快乐。不想拿汗血的金钱来积蓄，预备以后意外的用度，所以时时好像很宽裕，却时时在这窘迫的境界里头。

  当然，这些缺陷并非工人群体所独有，但在“劳工神圣”的光环下，这些缺陷会令党员们感到意外和失望。

  从逻辑上讲，中国是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党的先进性自然来自于工人阶级的先进性。是否能直面并解决工人群体表现出的影响其先进性的“缺陷”，直接关乎年轻的中国的政治地位的高低。当时思想界即有少数人对“劳工神圣”的潮流表达不满，认为“做工不是样样都好，要看做的什么工”，“贫富的悬隔也不单是富人作孽造成的；也一半是由工人玉成其事”。可见，怎么样才能解决上述难题，成为中国创建时期的首要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建党骨干多是在1920年前后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对理论的了解，既非全面，也欠深刻。他们在面对这一难题时，首先想到的处理方法还是他们熟悉的“教育”。1920年9月，在陈独秀等人筹备组织的中国领导的第一个工会——“上海机器工会”的纲领中，首先强调的是“训练德性，发展知识”。如前所述，李大钊在描述唐山工人的私德不佳的原因时，用了“太无知识”一语。1920年上半年，部分在上海的中国建党骨干在贫民学校的毕业生中，也发现同样的不良倾向：

  在领到薪水和额外奖给的时候，往往两三日里，完全用去，香烟呼呼，杂物吃吃；还有到菜馆里，叫几样菜，买几斤酒，拼命的绷场面，不到死活。一时吃不完，就大赌特赌；手里的钱用尽了，就向小朋友设法借贷；小朋友面上借贷遍了，还向邻里人家说谎借贷；贷得银钱，依旧拿来挥霍，嘴里吞得很臭，性情变得很懒。

  贫民学校的毕业生，应该比一般工人文化程度稍高，但问题如故，已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表明问题的症结并非知识缺乏。然而，作者开出的药方仍是：“极应该从人格教育，革心革面上做起。”“革心”成为首选。

  建党初期，中国直接领导的、影响较大的工运事件中，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当属典范。然而在安源，嫖赌之风也盛行一时：

  工人既没有正当游戏，又未受过相当教育，相逢只有一味痛赌，因此相习成风。……工人除赌外，又多好嫖。该处有土妓，有客妓。客妓多来自醴陵湘潭等处，但只寓住客栈，未尝正式营业。故时往时来，固定的绝少。每月初一、十六两日，为工人休假之日，便是大赌大嫖之日。

  既然工人参加嫖赌的原因，主要是“未受过相当教育”，那么，加强教育自然成了对症下药。据时人回忆：“那时，安源的工人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办起了多所工人补习学校。我在第三校读书学习，并且参加了三校组织的化装讲演团，有二三十人。我们演《嫖赌自害》，目的是戒嫖赌。”至于演戏的效果如何，相关记载不多。但直至1924年，安源党组织在报告中仍称，“工人睹〔赌〕风颇盛，总代表百代表亦不能免，工会禁赌，极感困难。”

  不难发现，1920年前后，建党骨干面临工人存在私德缺陷这一难题时，曾将原因简单归结为“缺少知识”，那么增进知识的直接手段——“革心革面”，自然就是最好的选择。这其实与清末民初流行的“道德救亡论”不无相通之处。

  清朝末季，梁启超提出“新民说”，宣称：“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民间传统文化，本来即具有泛道德主义的特质，习惯将政治问题道德化。“新民说”表面上是求“新”，但遵循的仍是政治问题道德化的旧路径。在此思想影响下，民国初年有人提出所谓“道德救亡论”，希望每人都“发展政治上之智识并培育道德，渐移易今日之不良社会”。作为民初政坛上的活跃人物，李大钊和陈独秀对这套话语并不陌生。

  民国初年，李大钊也曾相信“道德救亡论”，认为国民教育“乃培根固本之图”。洪宪复辟失败后，李又号召社会各界都要忏悔，“反躬自课，引以为戒”，争取“使人人不得不弃旧恶，就新善，涤秽暗，复光明”。陈独秀在清末给朋友的信中说：“德为人道之本，无德无以立。”1916年新年之始，他在《新青年》上撰文呼吁国人新年新气象，“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以新国家；以新社会；以新家庭；以新民族”。不难看出，所谓“一新其心血”，只是道德自觉、道德教育的另一种说法，仍不脱“道德救亡论”的范围。

  以“革心”为主要手段的“道德救亡论”，在本质上是一种相对简单的社会改造逻辑，它将一切社会问题都归结为道德问题。诚然，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社会正处于新旧伦理更替的时代，无可避免地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道德失范问题。一些人士痛感中国社会的衰败，乃是因为“自治力之薄弱”“公德心之缺乏”“共同心之短少”等道德原因。于是，所有社会问题都被简化为道德问题，社会进步的实现完全有赖于“革心”——个人道德的提升。按照清末著名小说家吴趼人的原话，即是“人人有了个道德心，则社会不改自良”。

  但简单的逻辑只要契合了人们的心性，往往更有影响。在“唤醒道德自觉”的“革心”旗帜之下，五四精英群起响应。、蔡和森发起的“新民学会”，其名称应直接受到梁启超“新民说”启发；1917年，恽代英等人在武汉发起“互助社”时，首先强调的是“不应该懒惰，不应该虚假，不应该不培养自己的人格”。这实际上的意思就是自我“革心”。1919年周恩来等人发起《天津学生联合会日刊》时，首先想到的主旨也是“本‘革心’同‘革新’的精神”。

  总之，1920年前后，中国建党骨干面临工人群体的某些“缺陷”时，曾一度依照“道德救亡”论的惯性，主张从“革心革面”做起。然而，至1921年一大时，即明确秉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由“革心”转为“革命”。这个转变在一大会上是如何发生的？由于会议留存的档案十分有限，相关细节甚难寻觅。不过，仔细爬疏有限的史料，仍可找到一些引人深思的线索。

  一大会议上有一个重要环节——听取各地组织的工作汇报。根据北京地区党组织的报告，其中谈及工运时，特别抱怨“工人中极端利己主义盛行，他们没集体生活小习惯，浸透了保守的传统精神”。考虑到1920年陈独秀主持的《新青年》曾经专门派人调查各地工人的生活状况，所刊发的报告中都有不少类似描述，这个观点应该能够引起大家的同感。一大代表是否就此讨论过对策，现有资料没有直接记载。但是，陈潭秋的相关回忆中，却有一段与此相关：

  在讨论这样一些问题时，发生了有力的争论，部分的对党的基本任务和组织原则问题。一方面以李汉俊为首表示公开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无产阶级尚很幼稚，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需要长期的宣传教育工作。在这一基础上李汉俊认为无需建立真正无产阶级政党，反对专政，拥护资产阶级民主。他指出就是在资产阶级民主范围内，亦可以公开的组织和教育无产阶级的，用不着组织职工会，最好还是用一切力量去发展和文化教育工作。李汉俊申明首先应真正的组织知识分子，把马克思理论给他武装起来，然后，当知识分子已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时，再才能有力组织和教育工人。

  回忆录中，陈潭秋提及“中国的年龄并不大（一共只十五年）”，由此能够推断文章写于1936年作者身处莫斯科之际，而其他类似回忆录大多写成于1949年以后。陈潭秋写的回忆录离历史发生时间更近，因此失真的可能性更小。李达写于1955年8月的回忆录也提及此争论，但只是笼统地说：“当时开会，大家没有一点经验，连怎么开法都不知道，会上有两个问题争论不休，一个问题是，人要不要加入资产阶级国会，另一个问题是南北政府有什么不同。关于第一个问题，李汉俊主张参加，刘仁静反对参加。”关于讨论的细节，则是一笔带过，没有展开。

  现在回过头看，所谓“争论不休”的第一个问题，其实非同小可，它关系到党是走革命道路还是改良道路。李达在回忆录中的淡化处理，一方面可能因为记忆模糊，另一方面也可能因为有难言之隐。陈潭秋在回忆录中专门提及，李汉俊并非孤掌难鸣，“拥护的还有李达和陈公博”。李汉俊主张走改良道路的直接理由就是“无产阶级尚很幼稚”。

  据学界极为重视的俄文版《中国第一次代表大会》记载，一大的第三、四、五次会议上都热烈讨论了此问题，但都没有结果。不过，在第四次会议上，李汉俊一方申诉理由，却与陈潭秋的回忆有所不同：

  我们应当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结合起来，……起义的机会不会常有，只是在极少数时候才会到来，但在和平时期，我们就应做好起义的准备。我们该改善工人的状况，应该开扩他们的眼界，应该引导他们参加革命斗争和争取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的斗争，因为公开宣传我们的理论，是取得成就的绝对必要条件。……但是，我们要向人民指出：想在旧制度范围内建立新社会的企图是无益的，即使我们试图这样做也是徒劳的。工人阶级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因为不能强迫他们进行革命。否则，他们就会对国会抱有错误的看法，采取和平时期的方式，而不采取急进的手段。

  俄文版《中国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作者与时间，皆不可考。从内容推论，可能是一位参会者在1921年下半年呈送共产国际的报告。与陈潭秋回忆录比较，此报告透露的信息是：李汉俊一方并不反对“革命”，甚至认为“在旧制度的范围内建立新社会的企图是无益的”。这难道不正是五四时期“根本解决”论的一个翻版吗？

  据笔者目力所及，李汉俊可能是早期建党骨干中传播“根本解决”论最为系统也最为有力的一个人。1920年1月，他在《建设》杂志上刊发长文，末尾呼吁：“我们现在要救中国，只有大破坏，大创造，大破坏！！！大建设！！！”文章洋洋数万字，其主要论点则是：

  没有旧的破坏断没有新的建设。没有旧的全部的破坏，断没有新的全部的改造，断没有新的局部的改良。这个旧的与新的，旧的全部与新的全部，新的全部与旧的局部，是没有调和的。

  “根本解决”论是五四时期科学主义传播后的一个必然结果。其前提在于认定人们具有充分的理性能力认识世界，否则便不可能从根本上改造世界。而五四时期科学主义所肯定的理性价值，正好能够给大家提供“根本解决”的底气与信心。从逻辑上讲，只要将“根本解决”的手段置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基础之上，则可直接转换为“革命”思想。再以为例，他于1920年6月在上海《时事新报》上撰文，指出：“社会的腐朽，民族的颓败，非有绝大努力，给他个连根拔起，不足以言摧陷廓清。”而在当年年底，在通信中赞同蔡和森用俄国式的方法，“觉得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反观思想转变的经历，不难发现：“根本解决”虽然不等于“革命”，但确实是“革命”的前提。

  现在回头来看，主张“根本解决”的李汉俊，面对“无产阶级尚很幼稚”的事实，过分夸大了困难。他并不否定革命，但主张在革命前利用改良的办法教会工人革命。他其实没意识到，这样的做法就是他曾经诟病的“新的局部的改良”。

  从“根本解决”的方面出发，按照建党骨干的理解，社会问题的症结如果在于私有制的存在，那么，终结私有制的“革命”将会解决包括工人素质不高的所有问题。多数早期建党骨干皆是循着这一理路，从“革心”转向“革命”。1921年初，李大钊撰文称：“我认为要在现存制度下发展实业，只能越发强化现在的统治阶级而迫使下层农民为少数的统治者阶级付出更多的劳动。”改变制度的想法，跃然纸上。1922年，周恩来也认定：“依着现在中国的时势，一切缓和修正的办法都无所施”，“中国现在的经济情势，除去努力预备革命，实行共产革命外,实无法可解”。

  值得注意的是，建党前夕，当建党骨干开始接触工人时，已开始从制度原因思考工人的现状。包惠僧在武汉调查过程中，承认“吃烟、嗜酒、嗜赌、嗜嫖”是工人自身“不好”，但在归纳原因时，却笔锋一转，写道：

  根究起来，也不能怪他们，实在受了环境压迫的缘故。因为工作太苦，整天没有娱乐的机会；他们一种苦闷的情绪，无从发泄，故以无智无识，就这样的干了。照上面看来，工人底堕落，还是制度底不好啊！

  既然“工人堕落”还在于“制度底不好”，那么根治的路径就不应该是针对工人道德的“革心”，而应是针对社会制度的“革命”了。正因为此，中国在其第一个纲领中，即明确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作为自己的重要目标。

  需要补充的是，作为中国的第一任，陈独秀虽然没有参加一大，但在会议结束后不久，他即公开撰文表示：“我们唯一的使命只有改革社会制度，否则什么个人的道德、新村运动，都必然是无效果的。”这说明他支持用“革命”取代“革心”。但细究陈独秀此时的言论，他持论的理由却有所不同。

  “革心”有一个必要前提，即认定社会成员具有道德自觉能力。而陈独秀反对“革心”，支持“革命”，除了有“根本解决”论的加持，他更多的还是对“革心”的基础——个人的道德自觉能力，有所怀疑。1920年下半年，陈独秀在上海已开始着手筹建中国，有学者觉得此时他在《新青年》上刊发的《谈政治》一文，“标志陈独秀彻底转向列宁主义”。但就在同一篇文章中，陈独秀写道：

  我们要明白人类本性的确有很恶的部分，决不单是改造社会制度可以根本铲除的；就是社会制度——私有财产制度，工银劳动制度——所造成的人类第二恶性，也不是制度改变了这恶性马上就跟着消灭的。

  陈独秀在此处所强调的“人性恶”，显然与马克思主义强调的万恶之首（私有制）不一样。非但如此，陈独秀在《谈政治》一文中还写道：“至于人类基本生活的劳动，至少像那不洁的劳动，很苦的劳动，既然没有经济的刺激，又没有法律的强迫，说是人们自然会情愿去做，真是自欺欺人的话。”这一段话的对错暂且不论，仅就其脱离社会环境讨论抽象的“人”，便与列宁极为强调的“分析阶级关系的正确立场”格格不入。这种对人性恶的过分强调，势必会影响陈独秀对工人阶级某些“缺陷”的政治判断。

  既要依靠工人，又要教育工人，这个两难问题不仅困扰着年轻的中国，其实也困扰着国际运动。恩格斯面对相对觉悟的德国工人，也一再提醒：“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然而，由于中国近代工业相对落后，受宗法传统影响较深，工人群体的素质提升问题便显得更为复杂。

  事实上，中国工人群体的缺陷问题，几乎伴随着整个工运过程。即使到抗战时期的20世纪40年代，中国地下党成员在上海南国酒家仍发现工人的不端行为：

  由于上班时间太长，缺乏适当的娱乐和休息的机会（放工后电影院都已散场了），忙碌一天以后，精神无所寄托，再加上社会的引诱及资方的怂恿，于是便误入歧途，以赌钱、吸及“白相女人”为乐，名之为“人生在世，莫如享受”。

  在工运实践中，中国选择了从“革心”转为“革命”的道路，但是，面对素质不高的工人群体，中国如何动员工人进行革命？从其第一个决议看，主要依赖组织（成立工会、工人学校、工人研究机构等）及宣传（“在工会里要灌输阶级斗争精神”）两个策略。正因为此，目前研究者也较多关注工人动员中的宣传与组织两个层面。其实，组织与宣传，是所有政治动员都会涉及的两大领域。只是面对不同的群体，组织与宣传的实践逻辑却不尽相同。

  以早期工运的组织为例。20世纪20年代初期，李立三等人初入安源，即发现该地工人众多，内部复杂，遂发明了一套“十代表制”。即在方圆几公里范围内的两万多工人中，“规定每十人推出十代表一人，每十个十代表推出一人为百代表,再就每工作区之百代表中推出总代表一人,由总代表组织最高代表会议，议决一切事宜”。这种“十代表—百代表—总代表”的逐级推举制，以往学界对此评价较高。但仔细考究，这套制度的设计在百代表与总代表之间，缺少千代表。以安源地区20000左右的工人数量计算，所产生的百代表应有200人左右。以一位总代表应对200位左右的百代表，按照当时的信息传递手段，必然会出现信息的失真与组织的涣散。后来即发现“每次在俱乐部开会后，（总代表）回去不将结果报告大家，以致弄成工友与俱乐部中间有很深的隔阂”；而所谓“十代表”，有时也流于形式，即该组织“职权和界限都分不大清楚，十代表除缴常月费外，其余都不负责”。

  再看早期工运的宣传，不妨以工人学校为例。除散发传单，街头演讲等方式外，开办工人学校是中国最常用的方式，其成效也时常为人称道。五卅前上海党组织在闸北开办的平民学校，最初招生达500人之多，“全校共分五班，……学生到的很多，……除教平民千字课以外，每星期还教一点钟的唱歌”。四川早期党员王右木也采用办学宣传，“把这40几个读书会的成员组织起来，分头到这些各个工人坐的大一点的茶馆，在那里去开办非正式的贫民夜校，搞识字班，同时也就谈革命问题”。早在一大时，中国即提出“工人学校应逐渐变成工人政党的中心机构”，“学校的基本方针是提高工人的觉悟，使他们认识到成立工会的必要”。其中不乏成功的案例，如长辛店工人补习学校、上海沪西的工人夜校最终发展成了工人俱乐部。但对此手段的评价也不可过高。首先是办学校需要一定的人力与物力成本，有些地方的党组织深感经费有限，难以为继。四川地区的党员承认“夜课学校与工读学校等，为吾人接近工人的最好工具，但非有经费，非有人力，无从办学。……最近成立之重庆工人俱乐部，宣传的成绩，亦颇有效，但苦于经费，设备不完善。”其次，学习毕竟要占用工人的工作或休息时间，跟着时间推移，工人兴趣渐淡。如上海“闸北第二平民学校起初开办的时候，学生共有五百人，但是以后上课的人天天减少”，到了1924年6月中旬，就“只有一百多人上课了”。

  因此，对于中国早期在工人群体中的组织与宣传工作，应予充分关注与肯定，但也要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如果一味夸大，则很难解释工人运动中长期存在的一些问题。以京汉铁路工人为例，该处中国耕耘较早，组织相对完善。但即便如此，京汉铁路大罢工失败后的善后工作仍存在较多问题。据罢工领导人之一包惠僧回忆：中国自共产国际获得救济经费后，资金发放颇费周折，甚至大起风波。据包惠僧的回忆录记载：

  此项经费主要的是救济死难工人的家属与维持失业工人的生活，时间还相当长，保管与发放是一个很不容易做的工作。……（）仅就京汉铁路失业工人当中组织了一个济难委员会，北段是张德惠负责，南段是张连光负责，……也没有派人监督用途，稽查账目，……到了最后，张连光卷了五六千元现款逃回他的故乡福建，……张德惠也拐了三千多元久不见面，过了几个月把钱用到差不多完了，才跑到北京同范鸿劼、何孟雄、王俊见面交来一篇假账，报销了二千多元，还差八百多元他说是他用了。

  工人觉悟不足与当时的社会环境不无关系。除了以上所述工人表现出的弱点，传统宗法社会带来的性别歧视及地域区分，往往会令工人敌我不分、内部分裂。对于这种不讲阶级利益、只讲自身利益的做法，早期党员曾经颇感头疼。1922年3月2日，汉口出现“男接线员为排斥女接线员而举行罢工”；而在香港海员罢工期间，宁波帮水手“竟甘心为外国船主利用”而破坏罢工，“以为海员罢工是粤帮水手的事，与己无干”。在中国介入工运之前，中国工人中即存在众多的行业组织、地缘组织及帮会组织。四川手工业工人中遍布各种行会，搞裁缝业务的有个“轩辕会”，木工和泥工有“鲁班会”，“七十二行的工人都有各自的组织”。在行会之外，还有地缘组织的帮口。包惠僧谈到，上海“各工厂工场中，都有地方性帮口，如广东帮、山东帮、江南帮、湖北帮之类。工人大多在帮”。而当时流行的青帮、洪门等帮会组织，在工人中间也大行其道。安源罢工领导人发现：“安源洪匪颇发达，工人加入者，已一千余人。”

  一般而言，从外部动员一个群体需要切断旧有的团体纽带，方可获得广大的支持。过往研究较多关注早期党员以加入帮口的方式深入工人群体，但多少忽略了其中的一个细节，即在整一个完整的过程中，中国很看重如何明确敌我关系——受压迫的“我们”与作为压迫者的“他们”都是谁，以此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首先弄清革谁的“命”，才能让工人明白为什么革命。

  明确革命对象，是动员工人的关键一步。然而，这一步却迈得并不是特别容易。直到1926年，宁波地区工人还不能正确认识敌人，该地党员发现“大部工人没有十分的反抗性和勇敢性。所以对于资本家不觉得是自己的仇敌，还以为资本家是养活工人的善人”。但这又是必须迈出的一步。

  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启发下，中国早期党员试图从敌我关系的角度看待工人的私德缺陷。针对工人存在的赌博风气，一些党员没有简单归结为知识问题或道德问题，而是认为根本原因在于工头默许甚至纵容，因为“有抽头”，即提成。邓中夏精确指出包工头“放赌”，工人“不赌又不行，因为包工头可以借故开除不赌的工人工作”。李在分析安源工人内部的分化原因时，指出“中国十几年来，军阀割据的政治形式反映到社会底低层，遂使地方观念、党派观念、对人观念这三种谬误的习惯，无论在何种事业和经营上，都无意识地反映出来”。言外之意，工人的私德缺陷不在于自身原因，而在于军阀割据的政治。总之，这些中国骨干认识到工人私德问题的背后潜藏着阶级压迫的原因。

  前文述及，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的传播与影响，促使中国在早期工运实践中，在道路选择上从“革心”转向“革命”。初步掌握理论武器的早期党员，也逐渐学会使用阶级分析方法来看待社会现象。然而，对于文化程度不高的工人而言，认清此点却非易事。因为在实际生活中，敌我之间的阶级界限并非泾渭分明。为了尽快推动工运，早期党员会利用各种社会关系达成目的，甚至包括借力于政界上层或资方人士。1922年，李大钊应交通总长高恩洪（吴佩孚亲信）之请，派6名党员分任6条主要铁路的密查员，他们“携着铁路长期免费乘车券，在铁路上各处活跃，发展铁路工人的组织”。几乎同时，在京汉铁路汉口江岸工人俱乐部成立时，法国籍的洋厂长还讲话鼓励，“工人俱乐部的成立大会，是在厂长、工程师、员司、工匠和小工和谐的气氛下举行的”。对于工运实践而言，这些统战手法自然是必需而有效的。但对不明就里的工人而言，则令他们在敌我关系（“他们”与“我们”）上更感迷惑。

  从众多工运回忆录看，几乎都会提到启发工人觉悟的困难。来自四川乡间的上海大学学生阳翰笙，初登工人夜校讲台时还是一幅“学生腔”和一套“大道理”，往往“一堂课讲完，有的工人走了，有的睡着了”。阳翰笙发现：文化程度不高的工人群体最感兴趣的，首先不是“天下事”，而是“身边事”。于是迅即改变做法：

  我先要工人提问题，讲东洋人特务、拿摩温怎样虐待他们，讲他们受压迫、受剥削的事实，讲他们的生活状况。这一下，他们就成了我的老师。差不多的工人都有一部哀痛史。每当说到悲痛处，他们都声泪俱下，泣不成声。他们讲的话，有名有姓，有根有据，有时间有地点有人物，有事件经过，有详细数字。这是我有生以来所受到的最生动的人生哲学课，是活的社会学。

  显然，在划定革命敌人——“他们”时，工人更容易想到身边的压迫者。因此，具体的敌人更能激发工人的仇恨情绪与反抗动机。一个参加过20世纪20年代初沪西工运的人士也回忆，当时在工人俱乐部听到的多是“活的教材”，即“大家在真实的生活中，既能看得见，听得到，又能用得着,而且与自己皆有切身利害关系”的案例。

  同时，中国早期工运领导人在讲述这些“活的教材”时，并不局限于个别的案例就事论事，而是努力将具体的个人苦难归因为抽象的阶级压迫，进而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前述阳翰笙即“在工人提问和摆谈的基础上，结合他们的切身利益”，“加以归纳”，最后会上升到“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责任”。在安源，党员也是将压迫“我们”的“他们”指代为资本家及其帮凶，即“在安源这一个地区，有的只是两种人，一种是财主厂家和他们左右的爪牙，一种就是我们受苦做工的穷人”，而前者的“生存完全靠抢劫我们工人血汗的结果”。

  中国在动员工人时，通过“我们”与“他们”的敌我比较来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一个安源工人子弟后来回忆其在工人子弟学校听到的一次“算账”：

  我还记得当时老师讲了个例子：工人每日生产的煤值十块钱，买东西、发饷的本钱只要五块钱，还有五块钱就被资本家拿走了。从一个工人那里拿走五块钱，十个工人就是五十元，一百个工人就五百块钱；我们有几千工人，资本家每日就要拿走几万块钱。所以，他们不劳而获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这都是工人的血汗；如果工人每日创造的财富都给工人，工人就不会这样苦，也会吃得好，穿得好，他们的子女也会跟资本家的子女一样上学读书等等。

  这种“算账”的教育学生的方式来源于工人生活，但又远高于工人生活。落脚点自然是帮助工人认清，工人的苦难是资本家的剥削使然。

  通观这一时期中国文件，虽未发现关于提高工人阶级觉悟的具体策略指导，但在对一件事情上态度的前后变化，却能让我们理解一二。1925年顾正红事件后，中国领导的沪西工友俱乐部发布宣言：

  我们在日本人厂里做工，真是十分苦呀！每天要做十二小时之后的生活，赚的工钱却是很少。一点不好，日本人就是拳打脚踢。一点小错，就要罚钱。日本资本家真把我们中国工人看作牛马奴隶一般,要打就打,要罚就罚，不管我们工人的死活,不讲人道，毫无公理。本月二日（二月二日）又无故将第八厂粗纱间的工友全体开除。四日他们去领工钱，日本人不特不发工钱，还把他们的代表捉进厂里去,再送到巡捕房去吃官司。日本人真把我们不当人呀！工友们！每年厂里赚的几百万元，都是剥削我们工人的。日本人吃了我们的血，还要剥我们的皮，真是岂有此理！工友们！日本人真是迫得我们没路走了。现在只有大家齐心一致罢工，反抗日本人的虐待。

  显然，罢工宣言针对的主要是日本纱厂资方。但是几乎同时，中央明确指示各级组织，要“胪列日本最近压迫中国人的事实”，“向日本帝国主义者加以总攻击，不必以上海纱厂工人事件为限”。这一方面可能反映上级组织与地方组织工作重点不尽一致，另一方面也可看出：中国在确立革命对象时，已经自觉掌握如何将具体的“他们”扩展至抽象的“他们”。这个关于革命对象的微妙转移，敌方亦有所察觉。五卅运动期间，有外国人士曾提醒租界当局：“目前这一运动的性质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工潮，并非仅对日本雇主而发”，“其目的是在中国广泛的反对外国争斗和资本主义”。

  在大革命时期曾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样的一个问题是革命的最要紧的麻烦。”事实上，中国早期在动员工人时，也是践行了这一方法。通过明确造成自己痛苦的“他们”（阶级敌人），并适时地将矛头由具体的“他们”转向抽象的“他们”，从而帮助工人更好地认请自己的阶级地位。这种关于“我们”与“他们”的阶级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工人的阶级觉悟。譬如，中国成立后不久，在陇海路罢工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一个罢工领袖发言:

  我方有不少缺点，但都可以纠正过来，只要大家齐心守纪律，就是最大力量的源泉，敌方的弱点比我们更大、更多，路局损失更大，但他们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正是我们下手打蛇七寸处。

  可见，“敌方”“我方”已成了当时一些工人领袖的常用词汇。随着斗争的深入与觉悟的提高，一些工人的敌我意识还可以自如地在阶级斗争与民族冲突中切换。五卅运动期间，河南一工人代表接受调查时称：“英人常轻视侮辱我们中国人，我们工人也是国家的一分子，为什么我们不知道爱国。我们的国家受了他人的侮辱，是应当我们起来保护的。说我们罢工是受人煽动，这纯是英人的欺诈狡猾。”显而易见，通过对敌人的界定与否定，中国逐渐启发了工人的阶级觉悟。大革命时期，众多工人超越个人利害，投身革命，应与其阶级觉悟的提高不无关系。

  中国成立初期，通过敌我比较，对工人进行的阶级觉悟教育有相当的力度与广度。邓中夏回顾省港大罢工时，曾讲过一段十分有趣的经历：

  有一次在某罢工宿舍门前，两个工人的儿子，约莫八九岁，不知何事起了争端，先则口争，继以扭打。问何以打架？一个说，他骂我的爷娘，骂我的妹妹，都不要紧，但是他骂我是帝国主义，我不打他？一个说，他骂我是地痞，骂我是兔子，都不要紧，但是他骂我是反革命派，我不打他？

  工人家的小孩子宁可被骂爹骂娘，亦不愿意被骂为“帝国主义”和“反革命派”。中国在工人群众中，对于“他们”（敌人）丑恶行径的宣传效果，于此可见一斑。

  如上所述，鉴于近代工业的落后性与宗法社会的复杂性，中国工人阶级觉悟的提升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作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个新兴阶级，其先进性并不能完全掩盖其脱胎于传统的某些缺陷。

  本来，工人群体带有某些先天的缺陷，这一问题并非中国所独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早已洞悉此问题。恩格斯在观察英国工人时，也发现其“精神生活是死气沉沉的；他们仅仅是为了自己小小的私利、为自己的织机和小小的园子而活着，对外面席卷了全人类的强大运动一无所知”。比较起来，中国工人群体似乎更看重眼前利益。这导致中国的早期工运只能从经济问题入手，甚至一度尽量回避政治抗争。

  早期党员在长辛店发动工人时，感慨“工人数量少，生活苦，知识浅，力量薄，只求安分守己工作，实在用不着提出革命大题目”。组织陇海路工人罢工之初，包惠僧发现工人虽然不否认劳资矛盾和阶级对立，但更注重劳资协调和生产发展。而安源路矿工人在罢工宣言中甚至表示：本次行动“与政治军事问题不发生关系”。对于这种将工人运动简单等同于经济诉求的普遍观点，身处安源罢工领导一线的深感无奈，他后来总结道：

  安源的工友好些认俱乐部增加工人工资的手段，就是俱乐部的目的，以为工资既然已加了，就是目的达到了，俱乐部就抛到侧面去了；或者总望俱乐部怎样第二次普遍加我们的工钱；或者又要求普遍加工钱。这都是认俱乐部以加工资为职志的错误。还有些只知道加几个钱，其余一切什么“联合”“训练”“阶级斗争”等……都不关他的事，概不过问。

  与安源工人类似，大革命前夕，上海的工人也认为“工会是救济机关”，“不罢工就不要工会”。在此压力下，中国早期工运实践以经济斗争为切入点，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针对工人担心罢工后会失业的经济考虑，中国一般也采用“救济”的经济手段。在陇海路罢工中，罢工委员会“预备储购粮、煤及日用必需品，必要时以便对贫苦工人家属办救济饭馆，预作三个月长期罢工打算”。在唐山工人罢工期间，“在唐山五个矿办了五个公共食堂，每日二餐，凭证吃饭”。这种事后救济即使花费不菲、难以为继，但中国为了动员工人，也勉力支撑。筹备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时，中央曾经专门开会讨论过失业工人的救济问题。一方面，他们在会上感到“因工作（指参加罢工——引者）失业，党与工会必应救济，如不救济，党与工会的发展很受阻碍，且上海工人一失业，必较长期”；另一方面，“现在上海失业约有一百人，如有救济，则失业必愈加多”。最后的决议是：“至于救济失业问题，另外单独讨论，临时办法，或党发钱或募捐，但须使明了仍自己去找工作。”

  可见，中国进入工运实践之初，为了尽快发动罢工，想方设法满足工人的经济诉求。然而，当斗争渐入高潮时，党员们却惊奇地发现：如火如荼的经济斗争非但没有引发政治斗争，反而可能会消解政治斗争。

  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中国广东地方组织发现：加薪“一方面固能使工人知道工会之重要，但一方面使工人趋于改良一途。且加薪后工人生活上渐觉安裕，则奋斗精神必减少”。翌年，中国在重庆木工中成功实施动员，成立工会，“一致决议罢工，要求增加工钱（三角及三角半）并决议须完全胜利始能复工”。但正当斗争接近成功之际，“罢工次日有少数修户来工会接洽，每日愿出工钱三角半”，这个价钱显然已超过罢工者的要求，有罢工领导者即“自行主张零碎复工”，于是“多数工人遂无形复工”。本来，从理论上讲，经济斗争的目的，在于引发政治斗争；但在现实中，经济斗争的诉求一旦得到满足，则可能妨碍了政治斗争。

  非但如此，如果一味满足工人群体对经济利益的追逐，甚至会超越合理范围，影响正常生产与生活秩序，也不符合工人自身的整体利益。在安源，发现，当罢工进入有利于劳方的阶段时：

  有些工友以为厂规是资本家订的，不管他正当与否，故意不守，工头职员在工作上正当的指挥，也故意不听，如是工头职员也落得不去干涉，大家不负责指挥，工友见工头职员不负责，以为没人管他了，也效尤对工作上不负责偷懒起来，如是使出产及工人秩序均受到很大的影响。

  无独有偶，广州工人的“经济要求太高”也让当地党组织深感无奈，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

  产业工人和一些主要几种体力工人已实现了八小时工作日。因此各种体力工人都普遍要求八小时工作日。这个要求当然不能接受；另一个要求是不上夜班。由于小商店缺乏钟表，不可能决定下班的时间，因此他们要求亮灯之后就下班，关于增加工资，有时他们甚至要求增加百分之百。在广州举行罢工很普遍，在每次武装冲突中，封闭商店成为必要的措施。因为如果只是工人进行罢工，所谓的资本家和他们自己的子女仍旧能进行工作；但如果商店被封，他们就不仅不能工作，而且也做不了生意。有时候厂主宁愿不做生意，那末工会派遣检查小组轮流地、不分白天黑夜对他们进行骚乱，使厂主吃喝不得安宁，甚至对一、二个商店提出特殊条件，强迫他们实行这些条件，厂主不得不接受这些条件，否则会带来非常大的麻烦。我们所领导的印刷工人工会最近仍采取这种措施，因此小商人和小贩非常不安，社会人士对工人们更为讨厌。

  这显然不是个别现象，1926年上海党组织也感叹：“工人态度，现在骄傲极了”，“已有不依命令而罢工者，行为实太左激，成为罢工病。”

  可见，中国早期以经济斗争为主要内容的工运实践陷入一个两难境地：如果不谈经济，工人不会立马跟进；如果只谈经济，工人也不会永远跟进。为了打破这个困境，早期党员努力将经济斗争引向政治斗争。

  1922年12月，中国领导正太铁路工人提出改良待遇等诉求，路局拖延不办，工人决议罢工。本来罢工只局限于增加工资，但是法国资本家“致电报告该国驻京公使”，请其向中国政府严重交涉，遂使事态扩大。党员张昆弟等人适时引导，将斗争引向政治领域。在罢工通电中，开头一句即是“迩来军阀及资本之势力到处皆是”，矛头直指军阀与资本家。1923年，李在领导安源罢工时，也一再呼吁：“阶级争斗即是政治争斗，劳动运动不政治化，是不带革命的意义的。”1925年在唐山矿务局，尽管工人甚至“不能知道五一节是什么”，领导罢工的党员仍将“八小时工作”（经济要求）与“言论出版自由”（政治要求）同时提了出来。这种做法尽管显得生硬，但将经济斗争引向政治斗争的努力，还是非常清晰的。可见，虽然在工运之初，囿于工人群体的阶级觉悟，中国经常以经济斗争为主要手段，但在斗争过程中，并非将政治斗争完全置之度外。1925年初，四大对于基层支部的工运实践提出具体指示，要求“支部在一个企业中，应当时常善于利用企业主和其使用人之压迫工人或冲突或致于罢工……的机会，去宣传工人组织，促成他们阶级的自觉。”

  然而，在工人普遍关注经济利益而忽略政治目标的情形下，究竟如何“促成他们阶级的自觉”？1926年中国上海地方组织曾经指示下级：

  工厂支部会议从前只讨论政治问题是不对的；以后应多讨论工厂中实际问题，以后支部会议应讨论工厂生活，小报传单中也如此。但完全丢掉政治问题是不对的，不过要把工人生活与政治联结而巧妙地说到他。

  既不能只讨论政治问题，又不能不讨论政治问题，关键是要将工人的经济诉求与政治诉求“联结而巧妙地说到”。至于怎么样才可以做到“巧妙”，材料中并无明示。不过，大革命失败后，安源党组织的报告中提及如何将工人由经济斗争引向政治斗争：

  安源工人生活痛苦，颇为厉害，自湖南马日事变后，即未按月领饷，最近两月来尤感痛苦，每人总计领饷不过六元。同时矿局又在在给工人以不利，因之颇易引起其斗争，十月以前曾有一部分工人自动罢工，但无结果。然而工人经济利益的要求仍不稍减，不过没有较高的希望，只要能得九角或一元的薪饷，似即认为满足。加以上次暴动的失败，有不少畏缩的观念，一般工人之心理大概认定要斗争，但深恐扰乱原有的局面，致遭失业的风险。因此党根据上述情形，在最近工作规划工人运动第一项便是积极发展工人经济斗争，在最近一星期内须举行总罢工，随后决定罢工期间在维持生产范围内尽量暴动，造成恐怖局面以矿局之反动而鼓舞工人的勇敢，并须变此单纯的经济斗争为含有政治意义之武装暴动。反新军阀战争，争取言论集会结社罢工之自由，亦应传播到工人群众中去。

  这个报告表明，中国在处理动员工人中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的关系时，首先还是以经济斗争为主要手段。在经济斗争引发集体行动后，再寻找机会因势利导，将其转向政治诉求。

  其实，俄国革命期间也曾提出类似主张。面对怎么样提高工人阶级觉悟的疑问，列宁认为斗争本身就具有教育意义，“在革命时期千百万人民一个星期内学到的东西，比他们平常在一年糊涂生活中所学到的还要多。因为当全体人民的生活发生急剧转变时，可以特别清楚地看出在人民中间什么阶级抱有什么目的，他们拥有多大的力量，他们采用什么手段进行活动”。斯大林说得更为直接了当：“在提高无产阶级的觉悟方面，十年宣传还不如几天起义的效果来得大。……因为阶级搏斗过程就是一所使人民的革命觉悟与时俱增的伟大学校。”

  十月革命之后，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多数确定了“以俄为师”的信念。这种通过实践斗争提升工人觉悟的理论，也影响到早期党员。1923年,瞿秋白就曾明确指出：

  要劳工阶级真正彻底觉悟资产阶级假民权主义的不可信，决不是几本书可以办到，而必须实际普遍的政治经验——小孩子不烫手总是要弄火，而且应当弄一弄火，至少也要远远的试一试火的热性。

  安源罢工期间，有人提出，“在这种团体行动之中，除多找机会灌输我们的主义外，还须格外的注意纠正他们的‘个人’情感和行动，使他们的生活于无意之中‘团体化’”。这里所说的“团体行动”，实际上的意思就是通过斗争教育工人，与列宁、斯大林的说法有异曲同工之妙。斗争实践所产生的改造力量，确实也令早期党员始料未及。等人初到安源时，深为工人的赌博行径所苦恼，百般劝说却效果不佳。然而，令他们大感诧异的是：罢工真正开始后，安源工人中的“赌博乃绝迹；即非工人之在街市赌钱者，见俱乐部监察队旗帜一挥，便都四散”。

  1924年9月2日，一个身处广州的基层员在日记中记下了他对街上工的见闻，并大发感慨：

  广州的工团，都是有名无实的空招牌。他们的领袖，都是些本地氓民之风头将。凡一次的，他们总是穿着很漂亮的洋服，还持着指挥棍，简直不像个无产者模样。我那次到省城去，也见着他们的藉点事就。我因为对他们的行为不良，所以我绝不愿去记载。他们的举动之目的，就是想和一些政府所谓之要人、名人接近。他们有什么目的？有什么觉悟？但是，他们的这次行动，是中国的无产者的武装的先声。在他们的无价值、无意识的嚷闹中，一定能唤起有意识的真正劳动者甜梦，而有所遥盼！如若他们的组织里面，能以参加我们党的人，或者亦有一线的可为。如无有，可断言其绝无希望。

  日记主人张隐韬当时是黄埔军校的学生，日后并没有从事工运，但这段日记却点明中国早期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由于历史与社会问题造成中国工人群体存在某些不足，中国自成立初即面临既要依靠工人、又要改造工人的难题。

  基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中国在面临这一难题时，突破以“道德救亡论”为底蕴的“革心”道路，选择了“革命”道路。而在具体的工运实践中，为帮助工人提升阶级觉悟，中国在动员策略上力图厘清“我们”与“他们”，通过对“他们”的界定弄清“我们”的利益。由于依靠工人实施革命与通过革命教育工人需要在同一时间完成，所以，中国领导的早期工运便呈现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之间适时切换的特点。

  当然，上述解释仍然是一种事后复盘式的思考。事实上，中国领导的早期工运是一段很复杂的实践，角色众多，变化多端。而其中如何提升工人素质的问题，尤为艰巨而复杂。

  1926年，中国在工运方面已经潜心耕耘多年，但工人素质问题仍然困扰一线党员。南京地区党组织曾在报告中感叹：

  我们穿得整齐一点，他们就乐意与我们接谈，但影响很坏,他们总觉着我们不少吃不缺穿，来帮他们，一定另有目的，是有钱的，巴不得向我们敲点竹杠，我们无钱可敲，他们就说我们是骗他，从此以后不加入我们的工会了。我们若换上工人装，他们又觉着你们和我们一样的穷，怎能让我们呢，于是乎避而远之了。

  正因为工人素质问题长期存在，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就必须直面这一问题。如前所述，李汉俊关于“无产阶级尚很幼稚”的判断引发了一大上的一次激烈争论。而第一任陈独秀也曾被批评为“经常的乐于从缺点方面来看中国工人阶级”。

  如何正确看待中国工人阶级的缺点，关系到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有机结合的问题。中国对此问题的处理，不仅推动了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也开启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新探索。